三年前我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留学生中心读书时，选修了现代希伯来文学这门课。讲现代希伯来文学，就不可能不把奥兹的作品当作精读对象进行分析与解读。考比博士指定我们阅读尼古拉斯·德朗士翻译的《我的米海尔》的英译本MyMichael，考比对德朗士的译文大加赞赏，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比原文更加纯熟；但希伯来大学的谢克德教授却持有异议，称奥兹的语言非常激越，具有音韵美，而德朗士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了许多东西，英文本的节奏要平缓得多。做学生的自认没有发言权，只能将先生的见解谙熟于心。后考比又率大家看配有英文字幕的希伯来文电影，把我们从文本世界带入视觉空间，并组织“从耶路撒冷到好莱坞”的讨论，我忙不迭地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背景材料，一时间成了奥兹迷。
当我尝试用希伯来语进行文本阅读时选定了要译这本书：“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小说开篇这段简约优美的文字深深将我吸引，让我领略到一种久违了的阅读快感。于是我边读边试着将其译成中文。当然，有过几年编辑经历的我决定翻译一本书还会考虑到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创作者的社会影响以及我国读者的认同心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我在遥远的地中海彼岸与译林出版社不谋而合。
我最初接触希伯来文文本，只是把它当作结识真正意义上的希伯来文学的一种手段，需要借助英文这根拐杖。它促使我在翻译过程中，将1968年特拉维夫阿姆·奥维德《我的米海尔》希伯来文版与1976年纽约矮脚鸡图书英文版逐字逐句进行对照。这种对比让我不得不连连称叹，英文版确实十分精彩，在文法结构及用词上总体上保留了原作风貌，只是个别章节有增译、漏译及句式变通的现象。至于谢克德教授所说的语言风格问题，译者们实乃无力回天。奥兹小说中的许多词语，本来在希伯来文中有意义，如男主人公名字“戈嫩”在希伯来文中意为“保护人”，“汉娜”的第一个字母与“戈嫩”的第一个字母拼在一起为“Hag”，意为“节日”、“快乐”，这种神韵无论用英文还是用中文均无法直接传达出来。德朗士说《我的米海尔》一书的“创作精华在于语言神韵”，我深有同感。阅读奥兹的语言，犹如倾听那天籁之音。两年前坐在特拉维夫大学图书馆的一个角落，为书中人物鲜活有趣的话语忍俊不禁失笑的情景，迄今依然依稀可见。尤其当我踏着皎洁的月光，从寂静的校园走回宿舍，星汉西流，回味书中令人一唱三叹的妙处，不免为如此人生感到几多陶醉。
《我的米海尔》用第一人称形式写成，女主人公汉娜是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新女性，自幼想嫁给一个举世闻名的学者。在一见钟情的情况下，同希伯来大学地质系大学生米海尔结为伉俪。米海尔虽称不上才华盖世，但勤勉用功，注定会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有所作为。由于生活压力、性格差异、对家庭幸福概念的不同理解、汉娜本人的心理障碍与性格弱点等诸多原因使这对年轻人之间逐渐产生裂痕，汉娜不禁失望，痛苦，歇斯底里，到小说结尾，已明显暗示出汉娜会自杀。传统的希伯来主流文学多注重表现男性的社会兴趣、社会行动与社会价值，女性则显得被动与沉默，只能通过婚姻中的性角色和生儿育女的作用来证明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汉娜身上所体现出的独立意识则显得难能可贵。
小说中有多处梦境描写，这些梦同诱奸、凌辱与暴力密切相关。根据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孩提时期经验形成梦的来源”观点，我们则不难看出童年经历对汉娜心态的影响。汉娜自幼希望自己能够长成一个男孩，与邻居家的一对双胞胎青梅竹马，他们任由汉娜摆布，能够满足其肆虐与强权意识。十二岁那年，汉娜爱上了他们二人，但家父的忠告又使她对男人始终持防范心理。独立战争后，这对双胞胎及其家人则不知去向。婚礼前两天，汉娜梦见自己被双胞胎凌辱，为婚姻生活蒙上一层阴影，也是她日后意识趋于癫狂的一个诱因。
《我的米海尔》虽属于爱情小说模式，但不仅仅局限于描写婚姻与家庭，为我们展现出五十年代耶路撒冷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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